1956年7月，董每戡（站立者）在《琵琶记》研讨会上发言。 图片选自《董每戡集》

沈沉

1957年4月间，我供职于温州市文化处，一天我接到古旧书店冯国栋的电话，他告诉我，中山大学教授董每戡先生昨天到他书店去找过旧书。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因为从1956年夏天以来，在梅冷生支持下，我们在沧河巷图书馆三楼举办过两次定期讲座，一是中国古典文学讲座，二是文学知识讲座，凡有温籍名人学者来温，都要设法请他们来讲一次课，夏承焘、苏渊雷诸前辈都曾莅临讲学。

我当即向主持工作的副处长郁宗鉴汇报，他让我立即设法联系董先生，经过多次拐弯抹角的打听，终于得知董先生住在亲戚刘安民家。刘安民解放前是温一中学生领袖，与我曾有一面之缘。经刘安民的引荐，次日下午，我与郁宗鉴一起去拜访他。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面印象：董先生身穿西装马甲，系深灰色领带，架一副深棕色方框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很有学问的长者。董先生非常客气，又是倒茶，又是递烟，很认真地把我们的姓名与电话记录在他的一个小本子上。

1956年，中国剧协在北京召开了《琵琶记》学术研讨会，董先生为此写了一本《琵琶记简说》。我和郁宗鉴想请董先生作一次《琵琶记》的讲座。但董先生认为此次《琵琶记》研讨会并不成功，多数学者都是在为剧中人物贴标签，而对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却显得苍白。讲座的听众都是业余文学爱好者，对《琵琶记》缺乏较深入的了解，故讲《琵琶记》并不合适。

接着，谈起了中央最新的文艺政策，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剧目开放以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文艺理论问题，董先生就开始滔滔不绝起来。郁宗鉴看准时机单刀直入，请董先生为剧团的编导人员与剧评作者作一个报告，但董先生不赞成作报告，但同意开一个小型座谈会，人数不超过15人。

次日下午，座谈会在中苏友谊馆（中山公园内，现名中山纪念堂）二楼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温州乱弹剧团、温州越剧团、温州京剧团以及正在温州演出的平阳人民地方戏剧团的辅导员与编导人员等。董先生对中央文艺政策的未来走势的评价很高，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必定引发文艺界欣欣向荣的局面，谁也不会知道那只是“阳谋”。

这次座谈会最直接的成果却是由于董先生的干预而使温州和剧得以恢复原有的身份。

1954年春，省文化厅来了几位工作人员对平阳人民地方戏剧团（和调）进行考察，他们得出结论说，平阳和调的声腔与金华婺剧同源，建议该剧团改名婺剧团（温州方言“和”“婺”同音），同时加入浙江婺剧改进会。当时的剧团领导以为与省里直接挂钩会带来更多好处，便欣然同意改名。1954年9月，华东戏曲会演结束，陈美娟的一曲《断桥》获表演一等奖。浙江婺剧团通过省文化厅发文，将陈美娟强行调到该剧团。平阳人民地方戏剧团失去“救命旦”，票房一落千丈，虽经多方交涉均无结果。陈美娟到达金华后，因两个剧种的语言悬殊太大，她根本就无戏可演。后经温州地委领导出面交涉，陈美娟总算回到平阳，但“平阳婺剧团”的名称并未改回，也不许退出浙江婺剧改进会。为此，该剧团导演杨志雄在座谈会上要求董先生从学术角度论证温州和剧与金华婺剧不是同一个剧种，省文化厅也许会尊重专家意见，允许剧团退出浙江婺剧改进会，并改名“平阳和剧团”。

董先生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他当场决定给中国剧协机关报《戏剧报》写一篇文章，要求杨志雄也写一篇文章，把温州和剧的历史渊源与流变说清楚。

次日下午，杨志雄把和剧有关资料送来给我，我连夜赶写润饰，题作《为温州和剧呼吁》，署名是“浙江平阳县人民婺剧团杨志雄”。第二天上午，我把此文送交刘安民。1957年6月份的《戏剧报》刊载此文，同时还刊发了董先生写的《为一个剧种正名》。一个月后传来消息，省文化厅同意剧团退出浙江婺剧改进会，并改名平阳和剧团。这件事是董先生为故乡戏剧结构调整所作的巨大贡献。

桑海频迁，风云剧变，董先生与我都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许多苦难与灾难，但此后却再无谋面机会。1984年，我参加《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的编辑工作，在人物传一栏要为董先生立一个条目，却不知道谁能担当此任，于是再次找到刘安民，刘安民为我介绍长沙市的朱树人，经过几次书信往还，《中国戏曲志浙江卷》“董每戡”条最终由我编定。这是董先生逝世仅5年在重要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一篇传记，署名“朱树人”。